历史

历史战乱的另一面:信仰之光

云冈石窟主要建于北魏兴安二年(453年)到太和十九年(495年)间,是中国第一处由皇室显贵主持开凿的大型石窟群,分东、中、西三部分。东部的石窟多以佛塔为主,又称塔洞;中部「昙曜五窟」是云冈开凿最早、气魄最大的窟群,图为「昙曜五窟」之一的佛尊(iStock);西部窟群时代略晚,大多是北魏迁都洛阳后的作品。石窟依山开凿,绵延1公里,主要洞窟达51个,共有大小佛蹲1100多个,大小佛像51000之多。
云冈石窟主要建于北魏兴安二年(453年)到太和十九年(495年)间,是中国第一处由皇室显贵主持开凿的大型石窟群,分东、中、西三部分。东部的石窟多以佛塔为主,又称塔洞;中部「昙曜五窟」是云冈开凿最早、气魄最大的窟群,图为「昙曜五窟」之一的佛尊(iStock);西部窟群时代略晚,大多是北魏迁都洛阳后的作品。石窟依山开凿,绵延1公里,主要洞窟达51个,共有大小佛蹲1100多个,大小佛像51000之多。

【明慧之窗】近年中国有一种声音:古代战乱不断,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太平年景,大部份是刀兵动荡、百姓疾苦不堪。通过官方批准的畅销书、电视剧、短视频等形式传播,越来越得到强化:历次战争中的流离失所,权力斗争的剧烈,政权更迭的频繁,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:在古代的大部份时期,老百姓没几天好日子过。

一、为甚么现在会出这种声音?

在五、六十年代,中共铲除传统文化,发动文革「破四旧」,打倒封建迷信,烧古书、拆古建,从物质层面给予全面的销毁,人们在恐惧中选择暂时遗忘;但是那一代人还在,他们出生于清末或民国,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记忆及认识是抹杀不了的。所以那时没有这种声音。

等到清末民国出生的这一代人渐渐都去世之后,中国传统文化血脉就出现了「真空」;而掌控话事权的中共,开始以不同于文革「破四旧」的方式,重新挑选、修改并解释中国古代文化,将党维持政权所需的「历史」,用文学化、故事化、艺术化等手法,在出版、影视、新闻媒体等领域,把古代描绘成宫斗、战争、冲突等等样貌,把以「阶级斗争」、「无神论」为核心思想黑化后的历史和祖宗,灌输给新的世代。

这种日常化、广泛的、艺术化的呈现方式,逐渐在大陆圈形成一个整体印象:

暴力斗争是阶级不平等导致的必然结果,所以有改朝换代,证明「阶级斗争」是对的;

宗教是统治者迷幻人民、让人民甘于苦难的工具,证明「无神论」是对的;

战争割据,军阀混战,会导致不稳定,苦的是老百姓,证明「稳定压倒一切」是对的。

据此,才有中国老百姓总是讲:不能乱,六四镇压、打压法轮功是对的,要是我是领导我也会那么干。

中共以精致、系统的洗脑术,塑造著世人的观念、思维:古代战乱频仍、人民痛苦不堪,所以要维护一个强大的「无产阶级」的政权,这样才能稳定。

所以这时候出现这种声音,也可谓水到渠成——文化被革命了,历史被党领导了,见证人纷纷去世了,新世代的观念起点是党的教育。

在人人离不开手机,小视频泛滥,中共采取「准入制」的控制方式,如果不把一些问题澄清,那么抹黑古代历史和文化的「毒流」,将会把整个社会置于危险的境地。为此,本文试著讨论以下几个问题:

· 古代战争带来了甚么?· 中共「准入」的剧本是怎么写的?· 历史的真相是甚么?

二、魏晋南北朝的信仰之光

在做几个不同维度的比较时,我们以非议最多的魏晋南北朝(公元220年-589年,又称三国两晋南北朝,共约370年,直到隋朝建立)为例,看看除了被指责死亡人数众多、民间痛苦流离之外,在北方、南方都发生了甚么。

残暴石虎扶持佛教

在魏晋南北朝时期,战争是常态;伴随死亡、人口迁徙,确实是历史上最动荡的年代之一。但是,在历史战乱的另一面,还发生著许多战争以外的事情,硬币正面、反面一起看,才是真实的。

(1)石虎敬奉僧人佛图澄

被描述为历史上最可怕的杀人魔王石虎(北方后赵第三位皇帝,295年—349年5月),暴力杀戮、横征暴敛,在大陆出版的图书描述他的残暴详尽、细致,因为这符合共产党「枪杆子出政权」的理论。把石虎描绘得越可怕越好,这才显得共产党「打土豪、分田地」是多么的仁慈。

据《太平广记》记载,石虎扶持佛教,敬奉僧人佛图澄(公元232年—349年1月),他发布文书说:「和尚乃国之大宝,荣爵他不要加,高禄他不接受,不给他荣爵和高禄,怎样表彰他的仁德呢?从此以后,应当让他穿绫锦,乘宝车。朝会之日,和尚升殿时,常侍以下,都要帮忙抬轿,太子诸公,要扶车上朝。」在佛图澄劝解下,石虎的杀伐大为收敛。

佛图澄,西域人,是西晋至十六国时期的高僧。晋永嘉六年(312年)二月,石勒(后赵开国君主)的部下、佛图澄的弟子郭黑略,引佛图澄见石勒。佛图澄在清水中变出青莲,并劝其少行杀戮。当时原本即将被杀戮之人,大多获救。从此石勒、石虎叔侄都尊重竺佛图澄,并谘以国事。(公共领域)

(2)石虎允许汉人出家

有大臣上奏石虎,认为佛是出自西域的外国神(戎神),华夏天子不应该信奉,主张禁止汉人出家。石虎则认为,「佛是戎神,正所应奉」。石虎允许境内所有人民,不分种族,均可自由出家。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官方命令汉人可以出家。

这个细节,在如今中国的畅销书中不会出现,因为中共在1950年,彻底的、长期的取缔了佛教,令和尚还俗、尼姑嫁人。直到今天,佛教虽然恢复了形式,但是属于「无神论」共产党领导之下的爱国宗教,而且凡中共党员不得有任何宗教信仰。

三、作为华夏一员的努力

魏晋南北朝,不管多么战争频繁,但是当政天子都认为自己是华夏中的一员,怎么让华夏重新归于一统?怎么让儒释道泽及众生?每一个人都在做著不同的努力。

北方的前秦、后秦君王迎请鸠摩罗什入长安,主持了规模宏大的译经盛事,奠定了中国大乘佛教的理论基础。在遥远大西北的西凉国,开凿修筑了举世闻名的敦煌莫高窟,成为佛教传入中原的一个重要中转站。

魏晋南北朝诸多小国,都像流星一样短暂,不管国多强、多弱,为了征战刀兵杀伐,但是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──华夏一统,并期望能找到让战争不再发生、动荡永不再现的精神信仰,儒、释、道三教交相辉映,都有著让人修心向善、提升道德、返本归真的宗旨。

从修炼的角度看,战争是天象变化,朝代更替是天象使然。每一个小国都有要完成的「天命」。在完成历史使命之后,他们就迅速退场了──战争的动荡带来了人员的大迁移、文化的大交融,背后真正的意义是中华神传文化更广泛的传播。同时,战争让人们承受巨大痛苦,在苦中消减业力,在苦中和激烈的矛盾中,在生死离别中,很多灵性高的人对生命有了更深的领悟。也就是说,中国历史上的战乱,除了形式上的大动荡,还有更深层的效果和意义。

四、云冈石窟佛像是皇帝的容貌吗?

在魏晋南北朝,是佛教在中国得以普及的关键时期。汉朝末期,佛教刚刚传入中国,仅是少数人接受。到了南北朝,尤其是北魏时期,佛教得到广传。

但是,在大陆官方表述或很多相关图书中,都在描绘这样一幅画面:北魏传播佛教是为了稳固皇权;北魏修建云冈石窟的佛像是按照皇帝的面容来塑造的;「宗教是封建阶级麻醉人民的鸦片」。更具体的说法是,皇帝曾发布诏令,按皇帝面容造像,所以认为建造佛像的皇帝是藉此神化自己,借佛像获取百姓认可、巩固政权。

事实上业内人士知道,这种说法,是经过了中共精密的审查,然后根据历史的记载,张冠李戴、断章取义加工之后形成的。但它不仅在出版物普遍出现,甚至在今天云冈石窟的现场解说中,导游给游客的讲解也是如此。导游们称「昙曜五窟」中的五尊大佛像,分别代表北魏的五位皇帝,其他窟对应其他皇帝,冯太后是哪个、孝文帝是哪个,讲得栩栩如生。共产党的「无神论」就这样一次又一次被重复著,形像而生动地刻进了千万游客的脑海中。

真相是甚么呢?其实,只要翻开二十四史中的《魏书·释老志》,谎言立刻戳破。

1.北魏皇帝重佛轻道

《魏书·释老志》共计一万二千余字,详尽介绍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,详尽而细致讲述了这个过程中发生的冲突及变化。释迦牟尼出生之际,在中国表现出天上有新恒星降生了。释迦牟尼之前有过六位古佛,他在这六位古佛之后证得如来果位。「释迦虽般涅盘,而留影迹爪齿于天竺,于今犹在。中土来往,并称见之。」(白话译文:释迦牟尼虽然涅盘,可是他留下了指骨舍利、牙齿,来往的中土人士亲眼见过。)

北魏明帝曹睿(公元204年—239年,字元仲)曾欲坏佛法,一位僧人将佛舍利投入宫殿前的水中,有五色光泛起,明帝惊叹不已,后来筑寺庙供奉。

太和十五年(491年),魏孝文帝元宏(467年—499年)将道坛迁出平城,佛教独领宫廷。

至魏孝明帝元诩(公元510年—528年)时期,洛阳佛寺多达1367所(《洛阳伽蓝记》),全国寺院超3万,僧尼200余万(《魏书·释老志》),占全国人口1/15。 孝明帝的登基大典也是在永宁寺举行的。

文成帝下令建造云冈石窟和京城五级大寺佛像

有一次,行在路上的皇宫御马突然咬住一位僧人的衣服不放,这位僧人是昙曜(生卒年份不明)。当时人们认为「马识善人」。北魏文成帝拓跋浚(440年—465年,鲜卑名乌雷)对昙曜奉以师礼。昙曜建议:「凿山石壁,开窟五所,镌建佛像各一。高者七十尺,次六十尺,雕饰奇伟,冠于一世。」这就是云冈石窟的由来。

北魏和平元年至和平六年(460─465年),僧人昙曜奉文成帝拓跋浚之命,主持营建了「昙曜五窟」。有专家经过对「昙曜五窟」造像的分析,认为佛像的容貌更多的是和新疆古龟兹石窟及犍陀罗艺术有关──佛像面容深眼高鼻、宽肩厚唇,这是典型的西域风格,与北魏皇室(鲜卑拓跋家族,多从后族引入汉人血统)的族群特征并非简单的对应关系。《魏书·释老志》中也没有昙曜按照皇帝容貌修造佛像的记载。

云冈石窟开凿的高峰期是北魏孝文帝元宏时期。石窟的主要结构多沿袭汉朝,佛像的衣著与表情也与初期较为不同。例如:大多数佛及菩萨的服饰都近似于南朝(公元420年-589年)大夫的穿著,且脸形、五官也较为世俗化、汉人化。

那么下令按照自己的形像建造石佛的皇帝有没有呢?有,也是北魏的文成帝拓跋浚,但那是在公元452年;他还让人在那尊佛像的面部和脚上各镶了一小块黑石,对应自己的身体特征。文成帝还下令在京城的五级大寺造了五尊佛像,代表北魏的五位皇帝,但那也不是云冈的「昙曜五窟」佛像。但是,在大陆出版物中,却把皇帝下诏令与「昙曜五窟」直接联系起来,这是张冠李戴、断章取义。

僧人法果的个人言行

顺便一提,北魏初年的公元386年,有一位叫法果(约公元330年-410年但无法确认)的佛教僧人说,北魏太祖认同我们,他就是当今如来,我去见他,不是拜天子,是在拜佛。每个人的境界、层次不同,言行表现也不同,但个人所说的只能是个人当时的认识,代表不了佛法,也不能作为后人学佛、认识佛法的依据。

北魏孝文帝元宏对佛教的看法

《魏书·释老志》记载了北魏孝文帝元宏对佛教的看法。孝文帝认为,君主敬奉神灵,才能使国家安定,百姓安康,自古如此。而释迦如来让人对死亡不再恐惧,开启众生善良之性,能修成正觉,所以没有不重视佛法的。(原文:「夫为帝王者,必只奉明灵,彰显仁道。其能惠著生民,济益群品者,虽在古昔,犹序其风烈。是以《春秋》嘉崇明之礼,祭典载功施之族。况释迦如来功济大千,惠流尘境,等生死者叹其达观,览文义者贵其妙明。助王政之禁律,益仁智之善性,排斥群邪,开演正觉。故前代以来,莫不崇尚,亦我国家常所尊事也。」)

如果读者有契机能完整阅读《魏书·释老志》,会对佛教有一个清晰、完整的认识。很多人都听说过,佛家有八万四千法门。每一个法门都有自己的一套修炼方法,但终极目的都是通过修行跳出世俗的桎梏,返本归真,回归天国家园。这也是释教传入中土后得以与儒、道并存,延续至今的原因吧。

五、地主世家除垄断了土地之外,还承担了甚么?

中共以马克思、苏俄为祖,本质上是反社会、反人类的。因此在大陆的历史教科书中,往往以远古原始人乃至动物作为起源,凸显进化论这个中共意识形态的标准叙事框架:

「丛林法则」,「弱肉强食」;

「底层阶级抗争腐朽的地主阶级」,「通过武力夺取政权」;

「历史前进是由阶级斗争推动」。

用这样的逻辑与框架解释每一个朝代更替,底色是故意抹煞人与动物的区别,回避道德对人的作用。所以大陆历史教科书,乍看似乎头头是道,深入看下去,实际上都是军事、利益、宫斗等「物质层面」的东西,而对精神层面则是一笔带过或根本回避。

在大陆的教科书中,中国历史的每朝每代都差不多,都是这套逻辑:地主阶级垄断资源,奴役人民,腐朽不堪,最终被人民的力量颠覆。说到南朝,大陆历史教科书的调子也是如此:

社会风习颓废腐败,帝王贵族豪侈淫逸,一味沉溺享乐、流连声色;

世族子弟「肤脆骨柔,不堪行步,体羸气弱」,油头粉面,不事学习,腹中无物。

寒门出身的刘裕,大字不识几个,凭借武力推翻了腐朽的东晋,最后寒门(无产阶级)启用寒门人才,开创了庶人入朝先河。

完全是符号化套用中共的「丛林法则」和「阶级斗争论」。

但是我们真的看事实,就会注意到,中共的教科书绝对不写刘裕替代东晋之后奉行的「以礼乐为本,敬天信神」。

宋武帝刘裕(公元363年—422年)代晋,第一个就是继承晋朝的祭祀天地、宗庙、社稷、朝仪、教化等议题,制礼作乐、兴立国学。「宋仍旧,无所改作」,是因为晋朝已经没有力量维持局面,所以新的天子取而代之,行使的职责都是一样的──以礼乐为本,敬天信神。但在中共审批的畅销书中,这些内容读者却绝对见不到,反而触目皆是 「宫斗+利益+爱情」,刺激人的欲望,满足资本的票房收益。

在中国文化中,「世家」大多指地主、贵族,没有贬义,但到了中共教科书中,这些词就成了贬义词,成为敌人、反动派,用于否定、打倒、甚至消灭。

在古代社会,「世家」代表著对于传统的传承、对于道德的坚守,并不是仅仅占有土地、拥有财富。不同「专业」的世家,掌握了不同的知识体系,口传心授,身教言教,是有久远的承传历史的。例如,上古时代,尧帝以羲和为掌管天文历法的官吏。一提到「羲和」,人们就知道这是管理天文历法的世家。而羲和氏是一个具有神性的氏族,在《山海经·大荒南经》中,羲和司职日月出入。所以中国的「天人合一」不是凭空想像出来的虚构,而有著可考可查的记载。

魏晋南北朝战乱纷争,因为动荡不定,与以往的朝代相比,对礼乐的研究与对佛道的敬重反而呈上升趋势。每一个君王都想找到「天命所归」,找到安邦定国之方。世家正是礼乐传统的代表,是读懂天意、领悟天道之人,所以世家受到的敬重无以复加。东晋宰相谢安的孙子谢混,因抵抗刘裕被杀,但他广大的庄园,从刘裕打仗到最后称帝,都没有被动过。

刘裕确实用了一些寒门出身的武官,但他更重视传统世家人才;整个朝政系统是非常专业的体系,分门别类、各司其职。

六、军阀混战中的有序文化交融

南朝、北朝以淮水为界,南北分治。北朝经历十六国、北魏、北齐,南朝经历东晋、宋、齐、梁、陈。政权频繁更换,在大陆的中共意识形态领域,这被视为军阀混战,民不聊生,高度「不稳定」,所以中共似乎再一次有了高喊「稳定压倒一切」的「历史依据」。事实真相是甚么呢?

历史融合

北朝占据中原,所以自称华夏正统王朝,而南朝是从中原迁移过去,也称自己才是真正的华夏。因此政权如何更迭,但南朝、北朝的目的是一样的,恢复泱泱中华,重兴礼乐,令「天命」有所归。

在日本学者中村圭尔看来,东晋以后北方人口的流入,「江南的开发也飞跃地展开,奠定了10世纪以后江南发展成全国经济中心的基础」。

韩国学者朴汉济则认为,北方人口南移,带来了移民文化的新生,「如同乘坐『五月花(May Flower)』船的移住民(侨民)建立了新亚美利加一样,东晋南朝时代南方的北来侨民成了主导历史的势力」。

政变频繁 礼仪教化不变

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动荡、思想活跃(玄学兴起、佛道盛行),文人墨客崇尚个性解放与精神自由。正是在这种背景下,绘画不再仅仅是道德教化的工具,而成为了文人抒发心志、寄情山水与追求审美体验的重要方式,为唐宋诗意山水与文人画的繁荣铺平了道路。

两晋南北朝政变频繁,间有战乱,但礼义教化不变,「表道德之轨,阐忠孝之仪,明仁义之统,弘礼乐之本」(《晋书·熊远传》)。在南北朝后期,双方使节往还日益频繁,充当使节的人往往是有代表性的南北方的高德之士。南北方的边界也越来越开放,沿淮、汉边境有「大市」「小市」,南北方民众可以自由贸易。因为双方发现,尽管有争端,但文化认同一致,争来争去其实本质相同。

在中国历史上,三百多年是一个常见的朝代纪年数,但是魏晋南北朝这样破旧立新、互相融合的时代,却不多见。设想,如果真的是暗无天日的、长期的动荡与战乱,那怎么会有这么多的、这么重要、这么璀璨的文化事件发生呢?

天人合一

东晋高僧法显(公元337年—422年)以65岁高龄从长安出发,徒步穿越帕米尔高原,抵达印度求法;

东晋葛洪(字稚川,自号抱朴子,约公元283年—363年)所著《抱朴子》、《神仙传》出世。

两晋南北朝时期佛道交相辉映,展现凡人可以通过修炼,最终返本归真,回归天国。如果人们都信神、敬神,那么华夏礼乐文明所说的「天人合一」就不再是一句口号。天是甚么?天就是神,人通过修炼可以达到神的境界,就可以「天人合一」。所以,魏晋南北朝可以说是乱中有序、乱中有轴。

七、无尽的文化宝藏和思想资源

罕见的连续性和吸纳征服者的能力

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从文明史角度指出,中国文明具有罕见的连续性和吸纳征服者的能力。论及内在原因,西方专门研究秦汉「大一统」的专家尤锐(Yuri Pines,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汉学教授)引用了《孟子·万章上》的一句话──「天无二日,民无二王」。

尤锐认为「天命」(Mandate of Heaven)是中华文明普世价值所在,天命会根据统治者的「德」(Virtue)而转移。中国在由乱而治、乱而有序中循环,是因为都以再次统一天下、继承中华正统为唯一目的。西方已逐渐揭示出中华文明的本质。

中华文化跨越国界和种族,被不同人种所接受

汤因比在晚年曾留下一个著名的预言,人类跨入21世纪后,面对全球性的危机,中国文明将为未来世界转型和21世纪人类社会提供无尽的文化宝藏和思想资源。大家知道如今的世界更为动荡,战争在出现,经济在下滑,大国矛盾也在加剧,但是中华文化却有神奇的魅力──她跨越国界、跨越种族,而被不同人种所接受,总部位于纽约的神韵艺术团的成功,证明了这一点。

中华文化为何能有如此魅力?因为她是神传文化,甚至是我们所有地球文化的根源。只有讲求仁义礼智信,提升道德水平,人类才有希望。

很多人已经注意到了,中华传统文化已经在以一种崭新的姿态回归──纽约神韵艺术团每年在全球五大洲约200个城市巡回演出,至今持续20年,受到各族裔欢迎。观众们大多不懂中文,不知道演出中的中国历史人物与故事,但却能在优美的舞蹈、仙境般的场景、慈悲的能量场中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之美。五千年文明中包含的「真、善、忍」价值观,激发出人们内心对于返本归真的渴望与久远以前的记忆。她跨越国界、跨越语言、跨越历史,直抵人心。

八、对比和思考

不论中国历代哪个民族、国外哪个国家,都尊重中华神传文化,而中共却宣传无神论,文革浩劫更是儒释道三教全灭;1999年7月开始全面打压弘扬「真、善、忍」的法轮功学员,至今已经二十七年却仍在继续。中共刻意抹黑历史,从阶级斗争角度改写历史,让人们反历史、反传统,这是他们使中华文化走向衰败、失去传承的套路和手段。而一个明智的人,应该学会从不同角度看问题,以便摆脱非黑即白、缺乏多渠道考察的状态,给自己独立思考、独立研究的机会。

原文链接:https://mhwindow.org/gb/20261014-8051/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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